昨晚又梦见了那个村庄,和那曾跟着我奔跑的一群狗……
那个村庄坐落在山的脚下,前面是一座石头山,没有树。方圆百里的建筑石料都是从这里开采出去的,都叫它“哈拉巴”山。很大很大的石场,很深很深的石坑。一队队戴着安全帽的工人, 还有那一声声的炮响。给人们带来了生活中的另一种情趣。
后面是连绵的山脉。春天时山花烂漫;夏天时绿翠欲滴 ;秋天时层林尽染、野果飘香;冬天时白雪茫茫一望无际。
一辆辆拉木头的大马车在车老板儿的吆喝下从村头的检察站经过,一排排的等着检查。附近的铁匠铺更是热火朝天的,几个师傅把马绑在木桩上,精心地给马钉掌。红红的炉火映红了打铁师傅的脸膛,也融化了车老板儿一身的冰霜。
那年冬天,我在山脚下的一个村庄出“基本路线工作队”, 这个村子很大,一共有四个生产队。这个大队有好几个这样的村子,我们的人手有限,所以在大队所在地的就一人包一个生产小队,我包的是四队,有五十几户人家。
白天和他们去一个大沟里刨粪,他们轮着大镐使劲地刨着,冻土层太厚了,一镐下去就一个白点儿,费好大的功夫才能刨下一小块儿。一个一个的都大口的呼气,眨眼间每个人的头上都冒着热气,瞬间又结了一层白花花的霜花。 我穿得厚厚的戴着口罩,在那来回地 走、跺着脚,真冷啊!有时在队长的强烈恳求下我才回村里去。我在那他们不方便说话,也不方便偷懒。
晚上在队里开会:念念报纸,让社员给队长提提意见。那叫“抓革命,促生产”。说实话,那时,我和那老奸巨猾的队长相比连个小巫都算不上。自己心里很没底,可有的社员竟把我看成了他们的主心骨,当面的背后的给队长罗列了一大堆的错误:小事给他们慢慢的化解,大事也没像别的队员那样往上面汇报。这样给队长留有余地, 通过几次的谈话,他在大会上做个检讨,把用生产队的木料付了钱,社员满意这事就过去了。队长也很感激,他知道这些事在当时是可大可小的。
那时我十九岁,还是个稚嫩的孩子,长得也瘦瘦小小的。可那些社员把我当亲人一样,到谁家吃饭都把最好吃的做给我。而且还有那份难得的尊重。开会的时候,满屋都是男人,大大小小的,老老少少的,乱哄哄的, 烟雾缭绕。女社员不参加的,只有一位妇女队长陪我。不管他们怎么吵、也不管他们怎么脏话连篇,我一进屋,他们立刻沉默了。真的,现在我都感激他们,感激他们对我的支持、感激他们对我的尊重。长辈的说:“这孩子以后错不了。”年轻的说:“小刘以后一定有出息”。惭愧呀,辜负了他们。既没“错不了”,又没“有出息”。本想回去看看他们,但始终没敢。无颜见“江东父老啊!”
每天午夜散会都是呼啦的四散了。那时没有电灯每家只点着煤油灯,而且太晚了,家里的人们都熄灯进入了梦乡。路上真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啊。队长安排人送我几次,我觉得和一个或几个男人走夜路总是觉得尴尬,后来就拒绝了。这样,每天一出门就向住的地方猛跑,路边闲逛的狗儿们不知何故,狂吠着闪着亮晶晶的蓝眼睛在我的身后跟着跑,当时还真的很害怕。可它们一直跟到我的住处,也没有咬我。渐渐的我习惯了这些狗们地护送, 没有它们反而还害怕了呢。
第二年的夏天。有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儿,每天中午都找我和他去学校打乒乓球,我根本不会的,他也不会。这样的打来打去的,他会了,我还是不会,只能打和平球。
有一年在一个婚礼上看见了他,他竟认出了我,我是不认识他了。他说起了打球的事我才想起。还告诉我他的乒乓球打的全乡第一,还说这都是我当年陪练的功劳。他已经是乡里的什么站长,提起当年的事还为自己的勇敢而骄傲:“大姐,那时我看你可清纯了,他们都这么说的,我可羡慕你了,当时我还真行啊,竟敢去找你打球。”我笑了笑:“你这孩子,那么小知道什么是清纯那!”“咋不知道啊!再说我才比你小几岁啊!还叫我孩子”!我们都笑了……
他还说,好多村民都很想再见见我。我很感动:感激于那段苦中带甜的经历、感激他们还记得我,感激那山,感激那人 ,感激那狗……
有 机会真得回去看看他们,有的人可能都不在了啊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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